吴秋翔 张良｜疫情下美国大学招生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8.15

摘　要

招生管理是美国大学重要的组织功能，关系到机构的生存与发展。此次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给美国大学的招生管理带来挑战，特别是疫情中学生和机构面临的新形势以及大学招生管理与学生选择间的新问题，导致未来可预见的入学人数下降。面对招生中的不确定性和机构组织运作模式的改变，美国大学采取了扩大录取规模、加大学生资助力度、改变入学申请标准、增强虚拟校园体验等应对策略。最后，研究从高等教育组织响应的敏捷性出发，反思大学应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并探讨中国高校可以借鉴的相关经验。

关键词

新冠疫情；美国大学；招生管理；招生不确定性；运作模式变化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以下简称新冠，或COVID-19）在全球的肆虐，2020年3月11日（瑞士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媒体通报会上表示，COVID-19的爆发可以被描述为大规模流行病（Pandemic）；至4月18日全球超过21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确诊病例。新冠疫情的蔓延给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与公共服务都带来巨大挑战，当然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对拥有发达高等教育系统以及全球最大规模国际学生的美国而言，疫情对大学的影响尤为突出，除了正常教学、科研与学生服务发生变化外，2020和2021年的招生管理无疑受到最为直接的冲击。

一、美国大学招生管理的基本内涵

　　美国大学的招生管理（Enrollment Management）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机构管理者对学生入学问题的关切以及如何影响学生决策的兴趣。科特勒（Kotler）于1976年首次提出将市场营销理论（Marketing Theory）应用于大学入学申请，他从学生视角描述了大学的录取过程，包括是否决定上大学、信息搜索与接收、查询具体学校、申请、录取、选择学校以及注册等7个步骤。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运用很快被人们接受，特别是在美国高等教育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大学是为学生及其家庭所代表的购买者（Buyers）提供相应高等教育服务的卖家（Sellers），这些服务包括课程、学术支持、学生活动、就业指导、食宿等。换句话说，学生及其家庭选择大学的过程更像是一种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并且鉴于美国大学高昂的就学成本，以市场营销理论为基础的大学招生管理显得恰如其分。

　　20世纪后期，大学管理者普遍认为入学率的下降是高等教育机构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而提升入学人数是院校保持稳定和强大的根本途径。所以，招生管理也把吸引和留住学生作为首要目标，并且逐步发展成为大学的一项组织功能（Organizational Function），形成一套与招收（Recruitment）、录取（Admission）、学生流失和坚持学业（Attrition and Retention）、学业成功（Academic Success）以及学生毕业（Graduation）相关的过程、政策与组织管理规范，涉及招生办公室、经济资助办公室、注册和档案办公室、服务招生的研究机构、市场营销部门以及入学指导、学术咨询等学生事务部门。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大学的招生管理并不仅限于录取管理，还特别重视学生流失与坚持学业情况、大学的市场营销以及招生的科学研究，奠定了美国大学招生管理市场化与科学化的两大基本特征。

　　因此，大学招生管理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是学生选择大学带来的直接影响，涉及学生个人特征、家庭收入、社会和文化资本、学业能力等因素，以及机构声誉、学术与非学术服务、入学标准等机构视角的相关变量；第二是来自学校外部环境的影响，小到学校与所在社区的互动、同类型机构间的竞争，大到国家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影响，如技术进步、人口变化、国际事件、经济衰退等；第三是涉及机构的内部管理，包括日常运营、跨部门协调、效率管理、联络教职员工以及构建健康和有支持感的校园环境等方面。综合这些因素的影响，大学会采取相应的招生策略与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核心目标。

二、疫情中美国大学招生管理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问题

　　外部环境变化与公共事件冲击对入学人数的影响是可预见的，如国家经济萧条时也可能发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萧条与高失业率使得美国大学的入学率显著提高，失业的人们更有可能通过申请贷款和资助来接受高等教育。与之不同的是，此次新冠疫情是公共卫生事件，带来非常特殊的影响。美国大学注册和招生官员协会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美国大学夏季与秋季的入学新生、坚持学业的学生和转学学生的人数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经济下行时期大学入学率的变化趋势相反，也就意味着大学招生管理遇到了新形势与新问题。新形势是指在COVID-19中，学生及其家庭在经济、政策等方面受到的直接性冲击，给他们的大学选择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运行模式发生巨大改变，大学宣布停课或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继续运作，这种情况至少维持到2020年夏季学期。因此，面对来自学生与机构的双重压力，大学招生管理较之以往遇到更为特殊的问题。

　　（一）新冠疫情对学生及其家庭的影响

　　首先，疫情给学生及其家庭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无疑是最直接的。疫情中，不少家庭正遭受着停工甚至是失业，家庭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学生及其家长担心能否支付高昂的大学学费，甚至做出放弃上学的决定。根据美国教育研究机构Niche对51 268名学生及他们父母的调查显示，88%的高中毕业生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支付上大学的相关费用，而这个比例在大学生中更是占到了93%。财务压力不仅影响了学生是否上大学，也干预了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机构。相关案例显示，学生希望选择离家更近的社区学院以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即使他们能够上更好的综合性大学。同时，低收入学生将遭受更多的困难，他们很可能没有电脑和高速网络等学习资源，无法于在线学习的环境中获得成功。

　　其次，疫情给学生的大学申请准备带来挑战。长期以来SAT与ACT这两项标准化考试是美国大学本科招生录取中非常核心的参考标准，即使很多人质疑其在录取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也无法否认传统测试成绩使用的广泛性。面对此次疫情的冲击，测试机构不得不做出停止组织线下考试的决定（目前拟于8月恢复考试），甚至考虑开发数字版本测试供学生在家考试。对于那些即将申请大学的高中生来说，无法在春季（考试的高峰期）参加相关考试并获得成绩用于申请，只能转而临时寻求其他替代性方案。同时，在家远程考试的备选方案引发更大的批评和反对，因为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现象，引发侵犯隐私问题（如测试公司需要进入家庭网络并控制电脑的部分权限），使得作弊更加容易，并进一步恶化低收入学生的不利境况。

　　第三，由于政府禁令使得国际学生陷入困境、海外学习处于停滞。此次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不限于部分国家或地区，带来的冲击是全球性的。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根据其《2019年国际教育交流开放报告》显示，2018—2019学年美国国际学生总数达1095 299人，占美国高等教育人口总数的5.5%。但是当前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旅行禁令和签证限制，国际航班大幅减少，这让国际学生在旅行限制和学生签证程序方面遇到了非常具体的挑战，如无法获得学生签证而放弃留学或即便录取也无法获得旅行许可前往大学报到等问题。与之相对的是那些赴海外学习的美国学生，显然他们也可能受到留学国的类似限制。

　　（二）新冠疫情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

　　与学生面临的经济性影响类似，疫情给美国大学也带来极大的财务挑战。可预见的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学的收入将下降，其中包括由于学生入学人数下降带来的学费收入减少，特别是来自国际学生的收入。根据《福布斯》杂志最新研究显示，美国顶尖大学招收了大量国际学生，像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学生比例占到了30%，哥伦比亚大学为36%，卡耐基梅隆大学超过了40%，而像林肯大学这一类机构更是达到了91%。由于国际学生更有可能支付全额学费且机构很少给予奖学金或资助，那些拥有大量国际学生但又无法保证入学人数的机构将面临财务危机、甚至是生存挑战。同时，大学还面临学生因更低成本的在线课程而提出退还部分常规学费的要求，宿舍、餐饮、运动、租赁等非学费性辅助收入的减少，因广泛的经济衰退给学校筹资活动及基金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多学生对于学校经济资助的需求等。有报告显示，如果疫情一直持续（即到2021年春、秋季学期依然维持在线教学），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将面临预算缺口超过5%的问题，而这一比例在私立非营利性四年制大学中将上升至77%。

　　此外，大学运作模式完全发生改变，从原先以线下服务为主转变为几乎完全的在线服务，这是新冠疫情与经济下行带来的冲击所不同的地方。目前，美国大学普遍采取关闭实体校园、开展在线教学的做法，58%的机构正在考虑或已经决定在2020年秋季完全转为在线课程，73%的机构正在考虑增加或已经增加秋季的在线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都将承担开发和提供在线课程的巨大压力，教学经验较少的老师会遇到困难，并且由于K-12阶段学校的关闭，许多教职员工不得不承担在家照看孩子的责任，这也影响了他们远程办公的时间和效果。同时，在线课程也对大学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如提供新的集成学习软件和工具来保持教学水平，当前美国大学普遍使用Zoom视频会议软件开展教学，但其在古巴、刚果等21个国家或地区无法使用，而国际学生的时差问题也给课程安排和教学效果带来影响。此外，那些具有高度实际操作性的课程（如临床实习、实验和表演艺术）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教学无法开展导致这些领域的学生可能无法入学或不得不延期毕业。由于实验设施与研究场所的关闭，科学研究与医学研究将难以继续，特别是理工科博士生项目的招生基本暂停。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研究与教学往往密不可分，研究的停滞势必影响到教学的开展，而教学服务的显著变化又会对招生管理带来负面效果。

　　（三）疫情中招生管理与学生选择间的新问题

　　之前的分析都集中在新冠疫情对学生或机构的直接影响，而疫情中大学采取的相关行动与学生的选择偏好之间还存在一种双向的交互作用，即新形势下学生可能由于大学运作模式的变化及相关行为而改变他们原有的选择和偏好。

　　首先，因大学运作模式的改变而导致校园实际生活体验的缺失。目前最坏的情况是大多数机构在2020年和2021年完全实施在线教学，提供远程服务。学生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旅行都将受到极大限制，机构也不会组织大型活动，直接导致原本学生能在实体校园中获得的服务和体验经历大幅减少，对于那些极其注重校园生活体验的学生而言，这种缺失将显著影响他们入学和坚持学业的意愿。有案例显示，如果学生无法享受传统的新生宿舍生活、学生社团和新朋友的体验，他们会完全改变自己的大学计划，转而选择延迟入学或者休学一年，以便在未来获得更好的校园体验。同时由于原有校园开放日、课堂体验、线下咨询等活动的被迫取消，减少了大学向学生传递机构信息以及潜在学生提前亲身感受大学生活的双向渠道。

　　其次，疫情让学生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在实体大学（Brick-and-mortar Colleges）与在线高等教育（Online Higher Education）之间的偏好。由于实体大学将常规教学改为在线教学，大部分课程都是由原来的面授课程被迫转变而来，这些在线课程并没有给学生带来原有的体验和效果，但学生仍要为此支付几乎等额的学费，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相对而言，那些原本就定位于远程教育而精心设计的在线项目就有明显优势，抛开机构声誉和学位的附加影响，这些在线项目无论从课程设计、学生体验、技术稳定还是学费成本等方面都比那些由面授形式转换而来的在线课程带给学生更大的效用，也促使他们短期内重新考虑自己的教育选择。

　　此外，大学在疫情中采取的行动以及可能带来的负面评价成为影响学生选择意向的新因素。那些即将入学或是潜在学生都会将自己置于当时的情境中审视大学与学生间的关系，Niche的报告显示，有59%的高中生和70%的大学生认为大学针对疫情采取的行动将影响他们的入学（坚持学业）决定。如许多大学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一周甚至更短）搬离学生宿舍，俄亥俄州戴顿大学曾因搬离要求时间过短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该活动甚至受到警方的驱散。有媒体认为大学出于学生安全采取的行动恰恰反映出他们试图逃避责任，这种驱逐并不能使学生更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潜在学生会根据事件与情景设身处地地重新审视自己对涉事学校的偏好，短时间内有关学校形象的负面评价和舆论将会降低学生的入学和坚持学业意愿，相反那些在疫情中更谨慎、温和且友善地处理学生事务、为学生提供更多服务与支持的机构将获得广泛认可。

三、美国大学招生管理的应对策略

　　面对上述因疫情带来的新形势与新问题，特别是如何解决招生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学校运作模式改变带来的冲击，美国大学制定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本研究选取四类具有代表性且与招生管理有直接关联的行动进行讨论。

　　第一，提高学校录取率以保障入学人数，从而应对学生选择的不确定性。美国大学招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其中有两项重要指标，一是学校录取率（Acceptance Rates），即机构在提交大学申请的学生中录取的比例，处于学校选择学生的阶段；二是学生接受率（Yields），即学生接受录取并决定入学的比例，是学生选择学校的过程。对于一所大学而言，一般学校录取率越低说明学校竞争越激烈（选择性越强）、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接受率越高说明学校录取结果与学生选择意向的匹配度越高、目标学生更愿意入学。但疫情之中，整体入学人数的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也就意味着学生接受率将下降，同时较以往而言学生关于是否上大学、在哪里上大学、选择什么样的机构等决策更加捉摸不定。因此大学最直接的措施就是从等待名单（Waiting List）中录取更多学生来提高学校录取率，以确保在学生接受率下降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原有的入学人数，如南加州大学2020年秋季较前一年多发放了2000份左右的录取通知，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之中学生被某些学校录取的概率会显著提高。但也有研究指出，对于原本就是高度选择性的机构而言（如常春藤联盟校），学校录取率和学生接受率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因为这些精英大学的等待清单中有着数量庞大的学生，而那些选择性较低、财务敏感度较高的机构在录取人数上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第二，加大学生资助力度，帮助学生抵抗疫情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疫情期间学生对资助的需求更为迫切，而大学通过设立针对疫情的特殊项目来增加资助名额、提高资助额度，从而确保学生入学和坚持学业的意愿。目前，伊利诺伊州大学系统从联邦刺激资金中拿出3600万美元设立援助基金，为那些有财务困难的学生提供紧急补助；太平洋大学向所有全日制本科生和新生提供每年1450美金的持续性资助；加利福尼亚州各高校共获得约17亿美元的联邦援助，学校至少拿出其中的50％直接提供给学生。有研究显示，基于疫情的资助模式将有利于那些拥有大量全日制学生和低收入学生的大型公立机构，如加州州立大学系统（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平均每名学生获得1065美元资助，加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生均获得925美元，加州社区大学（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则为393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联邦政府的专项援助在机构间也存在明显差异，那些原本自身财务负担较重、疫情期间无法获得充足捐款的机构也就无法为学生提供基于疫情的额外经济性援助。

　　第三，暂时性调整大学的申请标准和要求。自2018年芝加哥大学成为全美第一所放弃使用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大学申请必备条件的精英性研究型大学，一场“去标准化考试”运动在美国大学拉开。目前全美超过1250所四年制大学将SAT、ACT等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选择性考试（Test Optional or Test Flexible），不再强制学生提供或作为录取决策的必备参考。鉴于疫情期间测试的被迫取消，一些原本需要测试成绩或选择性使用的大学宣布（暂时性）取消学生申请时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要求。如加州大学系统于4月1日发布公告称，暂停2021年秋季学期入学申请的标准化考试要求、取消高中A-G课程的等级评价要求，放宽了对希望在2020年秋季及以后就读学生的录取要求，以减轻他们在COVID-19大流行中面临的特殊挑战。此外，许多大学还相应推迟了学生提交成绩单等材料的截止时间、学生回复录取决定的期限，给予他们更多时间来调整和应对申请中遇到的问题。

　　第四，增强虚拟校园体验（Virtual Campus Experiences）以应对学校运作方式的变化，把疫情危机转化为招生机遇。由于实体校园的关闭，大学的运作也由线下转为线上，招生宣传采用虚拟校园体验等在线活动来代替原有的线下工作，并且通过延长宣传周期、增加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宣传频率等方式继续开展招生工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将宣传日改为宣传周，在线给高中生提供小组讨论、讲座和网络社交活动等体验，让潜在学生在家就能接受大学的服务；Niche的报告也显示，目前有71%的高中生通过虚拟导览和活动来了解大学的情况。此外，鉴于疫情中学生们倾向选择离家更近的大学，这被一些机构视为招生的机会。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发起了“我们比你想象的更接近（We’re Closer Than You Think）”的宣传活动，籍此向南加州地区的学生和家长开展招生宣传，结果显示更多当地学生接受了学校的录取。　　

四、思考与借鉴

　　综上即是美国大学招生管理在此次新冠疫情中遇到的新形势、新问题以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应对策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发展阶段与高度市场化等条件给予大学招生管理充分的自主权与灵活度。面对一次次公共突发事件，特别是在2009年爆发同属大规模流行病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之后，高等教育机构究竟学到了什么，在此次疫情中的应对措施是否吸取了当初的经验与教训，这都值得美国大学乃至全球高校管理者反思。

　　（一）从高等教育组织响应的敏捷性开始思考

　　在此前H1N1流行病的经验中，疫情带来的特殊外部环境变化与冲击要求高等教育机构能够迅速做出响应并在合理水平上继续运行，由此组织响应的敏捷性（Agility）框架进入研究视野。1991年Iacocca研究所提出敏捷性概念，原用于描述美国企业面对变革的能力，并从组织同时管理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两方面进行分析。对于大学而言，保证组织响应变革的敏捷性就意味着能够继续开展招生、教学、科研等工作，即使教职员工和学生无法进入实体校园。有研究分析了2009年美国20所大学在面对H1N1时采取的行动，并从信息技术服务配置（IT Service Configuration）、教师准备（Faculty Readiness）和学生准备（Student Readiness）三方面探讨了大学如何进行敏捷调整，其中有效且快速安排信息技术服务用于大学的主要和辅助目标是构建大学敏捷性能力的关键因素，例如用于远程学习的技术平台（在大学中起主要目的）也被用来快速适应疫情爆发的情境（次要目的）。同时，教师和学生的准备是确保他们能够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如做好在线教学与学习的转换和适应，协助大学更加敏捷地在疫情中实现变革。

　　组织响应变革的敏捷性框架也就是从机构的视角出发审视如何应对疫情的影响，是机构可以采用的管理思想，速度维度代表着大学采取应对措施的效率，像成立疫情应急管理团队统筹相关工作、短时间内实现线下到线上的运作转换、排查教职员工与学生的健康问题等，而方向维度代表着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如疫情中机构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是否决定关闭校园等，任何错误的方向或是延迟的决策都有可能对大学招生乃至稳定发展带来影响。正如本文所探讨的大学招生管理，如何区分并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短期影响（2020年夏秋）和中长期影响（2021年及以后）、如何差异化解决新生入学管理和高年级学生坚持学业的问题、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专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以及新的招生预测模型如何就疫情的影响进行改进等问题，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重点解决的管理和研究课题。

　　因此，此次美国大学旨在通过快速响应来确保学生的入学与坚持学业的意愿，进而应对疫情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变化。它们使用了招生策略性工具如提高录取率和免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要求、经济性工具如加大经济资助力度以及文化体验性工具如增强线上虚拟校园体验和宣传等。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公共事件的冲击下，本身不变的是其内在管理逻辑，即市场营销理论在大学招生管理中的深刻应用。在市场化的作用下，学生更像是大学的“顾客”，而机构通过一系列灵活性操作来服务学生、满足学生，帮助学生更好地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俗话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在疫情中大学能否准确地分析目标学生的需求与变化，充分发挥机构的特征和优势来吸引学生，并助其完成学业、取得成功，正是美国大学招生管理市场化与科学化的直接体现。

　　（二）借鉴疫情中美国大学招生管理的相关经验

　　当然，美国大学在疫情中的应对策略给中国及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首先是做好快速响应的准备，特别是有关信息技术平台与教师信息素养的保障。美国疫情的爆发正值春季学期，学校及教职员工几乎同步式地在一周之内实现了由线下服务到线上服务的转换，学校在线资源（如校园网站、校园VPN、电子图书馆等）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事实上，有赖于在信息技术平台和服务方面的建设与投入，美国大学的信息化程度非常高，信息技术原本就深度融入大学的日常管理中，也因此机构对于在线运作并不陌生。同时，大学原本就有大量精心设计的在线课程项目，教职员工有着很高的信息素养，接受过学校组织的在线工作培训；教师有足够的技术和行政人员辅助开展线上教学；行政人员又可以独立、熟练地通过学校信息技术平台、电子邮箱等方式为学生提供远程服务。与之相对的是此次国内大学暴露出在线上线下服务衔接过程中的反应迟钝与管理不足，组织响应的敏捷性较低，教职员工短时间无法适应并有效开展远程工作，在线教学的效果和服务质量受到质疑。因此疫情过后，国内大学应重新审视面对大规模流行病等一系列外部环境变化中机构的应急管理，特别是增加在信息技术平台方面的投入，提高跨部门信息技术平台的一体化建设水平，同时增加对教职员工在线办公与教学的培训，提升他们的信息素养，做好大学在线运作的不时之需。

　　其次，重视疫情中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情感纽带与互动体验。虽然中美高等教育体制与招生机制差异很大，但可取的是美国大学在服务学生、满足学生需求方面的行动理念。在缺少线下体验的情况下，美国大学非常重视与学生保持在线的联系，包括定期的视频会议、高频率的电子邮件（发布通知、传递信息）、在线文化活动与远程心理互助等形式，无疑是在维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络纽带，避免学生因在家而产生孤立感（Isolation）。这些举措也有利于招生工作的开展，像潜在学生能体会到被关心的感觉进而提升了对机构的好感程度，在校生们即使在家也确实接受到大学的服务而提高了坚持学业的意愿，这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相比较而言，此次国内大学对学生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健康管理、旅行管理等方面，要求学生每日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所在地，高校在扎实做好学生健康管理、恢复基本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效果与情感体验。

　　再次，科学化开展大学招生管理工作。美国大学招生管理拥有一支组成广泛、规模庞大的队伍，从专业招生管理者到具体的招生推广人员与招生选拔官，再到研究团队设计招生预测模型、分析招生数据、支持招生管理，其根本原因在于招生结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机构的经济收入，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机构的生存发展。虽然中国大学以稳定的财政拨款为主，大部分高校不存在招不到学生的情况，两国招生选拔机制也大相径庭，但可以学习的是美国大学招生管理中的科学化组成部分，如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的招考人员、将学生表现纳入招生管理范畴、鼓励科研人员服务招生研究工作等，帮助学校更好地改善招生与人才培养关系，而不是把招生数据视为大学最敏感而不让研究人员触及的“档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标准化考试成绩的使用理念和实践方面的变化。此次部分美国大学取消要求学生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疫情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凸显了大学招生管理的灵活性与自主性，另一方面其背后“去标准化考试”运动隐含的政策逻辑与我国破除“唯分数论”的理念暗合，其指向的均是学生更为全面的发展和评价，像以高中阶段学业与综合表现为载体的过程评价（如美国AP课程、A-G课程评价，中国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等）将在未来大学招生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李立国教授、崔盛副教授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叶晓阳对本文的建议。）

作　者

吴秋翔，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纽约大学教育管理、领导与技术系访问学者，美国纽约　10003

张　良，纽约大学教育管理、领导与技术系教授，美国纽约　10003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8期第85-91页

栏　目

比较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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